中國煤電的現狀，可以用三個50%來概括。

截至2018年底，全球煤電總裝機容量20.05億千瓦，而中國的占比將近50%;中國的煤炭總消耗量中，主要是電力行業耗煤，占50%。

第三個是煤電在中國的電源結構中占比超過50%。其實，這個數字已經下降不少，2013年是63.3%，2018年是53%，預計到2020年會降至50%。下降到這50%的煤控過程并不容易，一開始只有大方向，后來在摸索中才逐漸細化。

除了嚴控煤電規模，煤控另一大要義在煤電自身的產能優化、節能減排上。2016年之前上大壓小，2018年加快淘汰30萬千瓦及以下的落后煤電機組，這些優化過的產能中，超低排放機組有7.5億千瓦，占了全國煤電裝機比例75%。放眼全球，中國當今在超低排放的技術上也是非常先進的，使我們煤電的排放水平達到燃氣輪機的水平。

煤控的成效很明顯，與之對應的就是空氣質量明顯改善。從2013年開始，整個電力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減少了80%以上，占全國污染物排放比例從2013年的35.43%降到了2017年的8.87%。

煤控的效果不錯，但仍面臨不少挑戰。

中國煤電廠每年發電利用小時數還不夠經濟。從2016到2018年，這一數字在4100-4300小時左右徘徊，不僅低于印度的6000小時，也低于美國和歐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利用小時數這么低，并非因為這幾年的環保督查的關停——不合規的電廠關了。其實，其他電廠可以多開機，增加總體利用小時。利用小時數低主要說明煤電供給大于需求、煤電過剩了，所以利用率降下來了。

即便煤電過剩、政府控煤，但煤電每年仍然保持較大幅度的慣性增長。2019年預估增長率2.77%。我們判斷2020年以后煤電的增長趨勢還會慣性持續下去，時間多長、幅度多大，不好說。

慣性增長外，2015年是比較特殊的一年。當年新增煤電裝機6776萬千瓦，增長率陡然增高，達8.14%。背后的原因主要是2014年，國家將火電站核準權從國家能源局下放到省級政府。2015年立即涌現一大批項目核準。因為一個煤電廠投資幾十個億，能拉動地方政府上百個億GDP和幾億的稅收，對地方的吸引力很大。

到了2015年10月，國家要求各地嚴控火電項目，修改煤電總量控制目標，但開始時沒有明確的考核指標。所以10月份以后地方該核的核，該建的建，并且個別地方出現了未核先建、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核小建大的情況。

2016年8月，能源局、發改委發文，要求各地發改委上報過去兩年所有核準的項目，重新從微觀項目管，逐一挑項目，砍項目。一直到2017年8月，國家發改委發了一個《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的意見》，要求停建和緩建煤電產能1.5億千瓦，等于把煤電的“準生證”從地方收回來了。

很多核準項目已經開工，于是造成了現在煤電大量資產擱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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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位給清潔電力

要使煤電逐漸讓位給非煤清潔電力，非煤清潔電力能不能頂得上來是關鍵。

風電、光伏、天然氣等非煤清潔電力，對電力行業而言都存在不夠“靠譜”的一面，比如光伏，當夏季傍晚用電高峰來臨時，由于光照少，發電量反而滿足不了用電負荷，風電也存在類似問題。

目前，各種非煤清潔電力年新增電量2500億度左右，能夠滿足3%-4%的年增電力需求，而2018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8.5%，創7年來增速新高。

如果用電需求一直如此高企，那就無解了。但我們認為電力高持續增長不可持續，未來需求增速將進一步放緩。

我們預測的增長趨勢是2019-2022年，用電需求增長在4.5%-5%間徘徊，未來總體上降到5%以下。如果以這個趨勢，到2022年以后，清潔能源能夠滿足我們的新增電力需求。而到了2025年以后就完全不需要煤電來補電量了。

以后，煤電機組將由電力型向電力電量型轉變，向為清潔電力提供輔助服務、保障靈活性、可靠性轉變。

不同級別的機組承擔不同的作用，具體而言，30萬千瓦以下排放達標的小機組主要承擔供熱功能，也可根據區域電網靈活性需求改造成可多次啟停的機組，參與區域電網啟停調峰;30萬-60萬千瓦亞臨界機組進行靈活性改造，全力滿足未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并網下電力系統的靈活性需求;60萬千瓦以上超臨界、超超臨界機組是基荷機組，要保證在經濟區間運行。

但對是否還要增加煤電、煤電何時達峰，業內還有爭議。不同利益背景下的機構做出的預測不一，國網預測在常規情景下，2025年達峰;中電聯預測更晚些的2030年達峰。

還有一個爭議是，二氧化碳減排的大背景下，清潔利用的煤炭是否也是清潔能源，是否能夠享受清潔能源的相應政策，都沒有明確答案。